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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县“友兰故里”:中外专家纪念冯友兰诞辰120周年

2015-12-6 11:56:51  来源:河南文化传播网  作者:  编辑:刘海岑



  河南文化传播网12月6日消息:民国时期,冯友兰就是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是近代中国以来泰斗级哲学大师。灿若群星的西南联大竟然被认为只有“三个教授”,冯友兰、陈寅恪各居其一,唐兰和刘文典合二为一。

  1895年12月4日,哲学泰斗冯友兰在唐河县祁仪镇出生,120年后,中外专家齐聚“友兰故里”纪念冯友兰诞辰120周年。

  12月4日,南阳市唐河县作为冯友兰先生的家乡,举办了以“弘扬友兰哲学思想、共筑美好精神家园”为主题系列纪念活动。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以及国内冯氏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冯友兰故里,共同缅怀先生治学精神、继承弘扬先生哲学思想。总额200多万元的河南省冯友兰教育基金在唐河县祁仪镇第二初级中学启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全国首部反映冯友兰先生一生的大型文献纪录片在冯友兰纪念馆进行了试映。

  “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思想是世界学习中国哲学的教科书。很高兴能来到友兰故里。”潜心研究冯学多年的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崔成辰说,冯友兰哲学思想在韩国,在全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友兰故里”如今已经成为唐河县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围绕这一文化品牌,唐河县建设了冯友兰纪念馆和友兰湿地公园,成为市民学习和研究冯友兰哲学思想的重要教育基地。

  冯友兰先生曾任教于中州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所著的《中国哲学史》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之后著作的“贞元六书”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相关链接:人文之殇:哲学泰斗冯友兰的“文革”遭遇

  今年是冯友兰先生诞辰120周年。

  冯友兰是新理学的创始人和新儒家的开拓者。他最重要的三部哲学著作为《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其中《贞元六书》又由六部哲学著作组成。这三部著作俱为鸿篇巨制,蔚为大观。民国时期,冯友兰就是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是近代中国以来泰斗级哲学大师。灿若群星的西南联大竟然被认为只有“三个教授”,冯友兰、陈寅恪各居其一,唐兰和刘文典合二为一。在西方学术界,他被认为是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哲学的必经之路。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冯友兰在学术界地位几乎无人匹敌,其高度至今难以超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不朽业绩。但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却遭人诟病,主要原因是他参与了“四人帮”组织的“梁效”写作班子,写下若干尊法反儒的文章和不少诗文,后来与受到“四人帮”重用的周一良、魏建功、林庚并称“四皓”(即四个须眉皆白的老头)。

  冯友兰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工作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1948年底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追随蒋介石政权离开清华,维持学校教学工作由冯友兰承担。军管会接管学校后,冯友兰依然按旧时规则行事,一方面他对政治并不热心,要保持学术与政治的距离;另一方面是他的自负使然:即便是新政权,自己也该能用得上。

  随着新旧交替冲突,冯友兰这位清华大管家深感力不从心、难以胜任,他逐一请辞一系列行政职务。新政府很快批准他的请辞,有人表示冯的思想“跟党不合”,要求他“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冯友兰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1949年10月5日致信毛泽东,承认自己过去传授的是封建哲学,是为国民党服务的,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重写哲学史。毛泽东于10月13日回信,虽然欢迎冯友兰的表态,但也说:“像你这样的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1952年9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冯友兰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从此,冯友兰陷入被反复批判的境地,随着此起彼伏的运动,他从开始批判自己到渐渐批判别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老运动员”

  北京大学是“文革”重灾区,第一个贴出重磅大字报的正是北京大学造反派,著名造反派头头聂元梓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文革”甫一爆发,冯友兰即被揪了出来,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

  随后,冯友兰便陷入不断被批判、交代中。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下旬红卫兵前来抄家,在他家门口贴上大字报,宣布他的“罪状”,封存了他的文物和书籍,冻结工资,夫妻俩每人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

  8月26日冯友兰再度被抄家,不仅拿走了他家几乎所有值钱物件和许多纪念品,同时只让老夫妻俩住一间房子,其余都被锁上。后来,他的居所一共住进了5家,入秋,由于御寒的衣服取不出来,他只好披着麻袋,顶着寒风去开批判会。除了批斗、写各种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扫街道。

  此时冯友兰已年逾七旬,患有严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医院去看病,由于“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医院不接收他住院治疗,他于1967年1月13日致信“北大哲学系某‘文革’小组组长”,汇报、陈述其病情。直到尿中毒,才于15日住进北京医院,但手术尚未做完,医院也被造反派夺权,他又被赶了出来,无奈之中,他只好拖着尿瓶子接受批斗。此后,经多方努力,3月份才做完第二次手术。

  在一份北大革委会作战部编印的材料上写到:“冯友兰是一个几十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解放后,他仍然贼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煽动反革命复辟。……成了解放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白旗。”接着又将冯友兰与刘少奇联系到了一起批判,说他因为“积极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而得到了刘少奇的赏识”。就这样,冯友兰不断地被批判、交代、写材料。

  从“文革”爆发到1968年5月,是全面武斗、夺权的混乱阶段,5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原本是为制止这种混乱所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动乱制造者实际是“文革”发动者,罪责却推给了“混进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清队”意味着从胡揪蛮斗变成了有系统的政治迫害,出现大量冤假错案。

  此时冯友兰已是73岁老人,他于8月底9月初被工宣队诓骗出去,对他实施隔离审查,开始了劳动改造。这说明对冯友兰的批判升级了。

  在隔离审查期间,大教授们在“牛棚”里济济一堂,批判冯友兰时,除了“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外,还一定要他承认自己是“反动学阀”。洪谦开始也跟着承认自己是“反动学阀”,但造反派却认为资格不够,只能是“反动学术权威”。冯定自报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又不够格,他只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各种不同级别的“罪行”中,冯友兰是最重的。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审查的时间不长,两个月后的11月18日,他与翦伯赞一道被解除劳教,释放回家。据冯友兰自己说,这次优待得自领袖的“关照”,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这番讲话对冯友兰来说,无疑形同救命。

  冯友兰没有死,而且是在领袖的“保护”下,他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解除劳教后,他按照工宣队指示致信毛泽东表达了感激之情,同时还以诗词表达了这种感情,写下《蝶恋花·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日当空耀奇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五洲万国祝寿恺,长领革命向前迈。辜负期望十九载,反动路线,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随正路永不怠。”之谦逊、之沉痛、之卑微和民国时代的冯友兰判若两人。信和诗作皆通过谢静宜转达给毛泽东,毛泽东向冯友兰表示问候。此后每逢事端,冯友兰都要以诗词赋颂,不论是非,如北大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一周年,冯友兰表示“欢呼”:“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

  最令人侧目的是在毛泽东78岁寿辰之时,他写下《韶山颂》三十三首,其中最后一首写到:“曾以宏词作《天问》,又以革命作《天对》。旷世风流问对人,万岁万岁万万岁。”其语言之直白、格调之低,令人叹息,写《西南联合大学碑文》时冯友兰的神采荡然无存。毛泽东收到《韶山颂》后,托谢静宜向冯友兰表示感谢,冯激动不已,再作《七绝·感事》:“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成绿荫。”冯友兰的这类诗词,连同《咏史二十五》合计写了百首左右。

  与侥幸存活的冯友兰相比,翦伯赞无此幸运,因“刘少奇专案组”逼迫他交代刘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实在交代不出,与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剂量西德产速可眠自杀。

  据不完全统计,自“文革”开始到1968年底,北京大学仅自杀的老师就有:历史系教授汪籛;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英语系教授俞大絪;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夫妇,北大化学系器材室职员林芳;生物系教授陈同度;物理系教授饶毓泰;北大原党委书记崔雄崑;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吴伟能以及陈永和。

  厕身“四皓”

  实际上,1960年以后冯友兰的各类作品已不断出现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到“文革”中晚期则达登峰造极。连续不断的批判,对这位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说“文革”之前的历次运动是对思想的清理、头脑的清洗,“文革”则意味着要对生命作出抉择。何去何从,冯友兰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冯友兰是以批判对象出现在新政权中的,一直持续到1968年劳教释放,达20年之久,谁能经受住长达十几年的批判?后来那些挖苦冯友兰的人,是否想过自己在接受批判的同时渴望过“解放”、渴望过“为国家”工作?这和冯友兰的区别并不很大。

  “解除劳教”之后,冯友兰的待遇渐渐恢复,而林彪事件的出现更使“罪行深如海”的冯友兰派上大用场。

  林彪事件发生,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到1973年后主要转向尊法批孔。冯友兰作为一名年近八旬的“老运动员”,他担心自己再次成为批判对象,他说:“我当时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嘛。”正是此种心态的支配,他主动写了两篇发言稿,分别为《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先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毛泽东读到这两篇文章后表示了支持,《光明日报》于1973年12月3日、4日连续两天进行转载,并配发了编者按。正是这两篇文章,使冯友兰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一个新人形象冉冉升起。冯友兰的文章完全违背自己的学术取向,一代大儒,却带头口诛笔伐,动摇自己学术的根基,这种文化景观,亘古未有,“文革”中却屡见不鲜。

  北大和清华于1973年10月成立研究小组,后改为大批判组,这就是著名“梁效”的来历。大批判组成立后还邀请了一些著名教授参加活动,其中冯友兰名望最高,此外还有周一良、魏建功、林庚、杨荣国等。冯友兰被安排为“顾问”,主要工作是查找典籍,核对材料,注释成语典故。这对其他人来说自然是“梁效”写作班子成员了。其实冯友兰又何尝摸得清中国政治的真实方向?

  此后,他又写出了一系列尊法反儒文章,并在上述两篇文章基础上写成七万字的《论孔丘》,毛泽东不仅亲阅该著,还对冯友兰的表现再次进行肯定。

  由于冯友兰不断受到领袖关注,又成为“梁效”的顾问,一些相关活动亦经常通知他参加。1974年6月12日,他参加了一次有许多中央领导参加的会议,会议由江青主持,主要内容是要求加强尊法反孔,冯友兰高度近视,他只知道大概有哪些人参加了会议,王洪文、叶剑英、江青进行了发言。会议快结束时,谢静宜通知他外出开会。

  开始,会议弄得很神秘,到达目的地后才知道是参观天津小靳庄,并规定与会者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上街。到天津第二天上午,江青、王曼恬还和冯友兰等人聊天,谁知下午,冯友兰丹毒病发作住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他知道小靳庄的农民也用写诗的方法批儒,于是信口做了几首,护士记录下来,后来越做越多,《光明日报》集中于9月14日刊发,这就是《咏史二十五首》的来历。其中第十一首写到:“破碎山河复一统,寒门庶族胜豪宗。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由于诗的内容歌颂了武则天,在“文革”结束后受到强烈谴责。冯友兰辩解到:“我当时认为,武则天做皇帝这一个行为,是和儒家的三纲、五伦条条都违反的。若说反儒,她应该最彻底的。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图,我之所以不知道,因为我向来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书房也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想来,冯友兰未必知道江青到底有何盘算,但就这首诗而言,也很难说没有刻意奉承的成分,其中第一句“破碎山河复一统”也不尽合史实。他最后一首中“昨非今是能回首,深谢耆年带路人”两句也被指责为是吹捧江青的。他对此亦进行了辩解。

  不论江青是不是做过女皇梦,也不论冯友兰是否知道这些,这段时期的冯友兰和江青、“梁效”之间关系比较密切,风骨尽失,大约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1976年唐山地震后,8月4日晚10点多,江青在周培源、迟群等陪同下,亲往地震棚看望冯友兰,江青前脚离开,北大党委会即安排冯写一个感想,冯友兰于第二天写了两首诗。临近月底的25日晚,江青又托北大党委徐雅民通知冯友兰去看露天电影,这时冯友兰已经是81岁高龄的老人,他怕夜里受风寒,没有去。结果第二天江青又安排人把他接到清华,并且告诉他,说看电影是为了防震。这些场面被拍成照片,成为冯友兰与“四人帮”亲近的证据。

  随着“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的卖力表现遭到多方指责,他再度被打入另册,成为别人笔下的“四皓”之首:“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

  冯氏心路探微

  冯友兰的哲学贡献主要在学理上,他将中国传统学术予以了现代化梳理,纳入了现代哲学体系的架构中,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版本中国哲学史,不论采用哪种观念,结构上基本是冯友兰的。

  也正因为冯友兰哲学的学理化,导致他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微妙变化。传统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俱为士子,是要出将入相的,犹能表明心志的是张载的“西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人对张载的评价则为:“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达到了修齐治平的最高境界。他们要把皇权纳入道统之内,其核心在于一个“立”字。随着中国文化的学理化,传统的士大夫变身为职业化知识分子,驾驭权力的能力自然式微。这不只是冯友兰的变化,也是世事之变的必然结果。

  冯友兰自撰一副著名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中一个“辅”字,道尽冯氏心志,儒家入世精神毕露,这与张载在精神上如出一辙,气象和格局却不免小了许多。在此精神指导下,中国短短几十年里政权两次重大更叠,冯友兰都积极厕身其间,当他积极维护国民政府的时候遭到激进主义的攻讦;热情听命“文革”调遣的时候又遭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诟病。但我以为,这与冯友兰的品质无关,而与他的文化气度有关,冯友兰的文化选择,恰恰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无法逃避的选择,由于心灵无所庇护,在治世,儒家知识分子尚可以辅佐天下为使命,但逢乱世,儒家知识分子的下场十分悲惨。冯友兰尤其无法想到的是,他遭遇到一个根本不需要知识、并且强烈诋毁知识的时代。

  不是因为他是冯友兰或者是周一良才会去做梁效、罗思鼎,而是不论当权者将这个机会赐予谁,绝大多数都不敢辱使命。冯、周都处于文化的高端,因而显得显眼,那些一会儿被打倒、一会儿又被“解放”的,仅仅因为身处低端,且基数庞大、不引人注目罢了,但性质上与冯友兰毫无区别。芸芸大众,不论相互之间如何不服气,其实没有几个是叛逆者,只不过是有没有机会听命和听命程度大小而已,真正的叛逆者往往不存在于这批知识分子中间,而是诸如林昭、张志新、顾准这样的人。

  更有意味的是,这批精神上的“反叛者”多数来自体制内和接受体制教育的年轻人,而不在体制外。当他们发现现实政治与最初理想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便义无反顾地冲杀出来——虽然这也是极少数人。对于更多的非党知识分子却非如此,王朝更替在中国、在这些通古达今的知识分子眼中,实在是件稀疏平常的事情,因而,他们更多的是归化心态,以为自己在新政权下还会一如既往地工作、生活,甚至更好。

  从冯友兰的履历中,可以看出他强烈的使命感和入世意识,这既取决于自己的性格和志向,又必须有相适应的学术能力作为保障,最终也吻合于儒家知识分子的内在规定上,冯友兰的学问是儒家的,气质也是儒家的,他的演进线路,自然就是“修齐治平”的路数。

  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直接引申出现代意义,只能在世界文化中反求诸己,首先以文化的多元化保全中国文化传统,并在多元文化体系中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也只有在多元的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才会散发其独特的魅力。回顾历史,我们幸有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熊十力、陈寅恪诸位先贤的开辟,为我们保留下丰富而多情的中国文化血脉,若认真加以继承、弘扬,中国文化之勃兴可待矣。

  “文革”后的反省

  “文革”后的冯友兰承认,他在“文革”中的一些思想“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极左路线,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可算诚恳。回顾冯友兰的言行不难发现,他的批判、迎合,多来自思想方面,且始终以自我批判为主,“文革”初期也奉命写了一些别人的材料,总体上没超出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所作所为,曲折中,还是小心翼翼维护着做人的底线。但《三松堂全集》对这些批判文稿无一收录,倘若能看到这些材料,即可了解当时的政治生态,想来也是相当有趣的。想起他在1949年对周恩来说的话:能够远离政治就好一些。最终,他不仅介入,如此介入方式,介入如此之深,果真是心甘情愿?

  所幸,冯友兰最终还是还原了书生本色,在生命最后十年、85岁高龄、近乎失明的情况下,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七卷。尤有意思的是,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六卷,却不再出版第七卷,而收入《三松堂全集》的第七卷亦删掉了第七十七章的后三节:在这三节里,冯友兰指出极“左”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发动“文革”的行为则是“荒谬”。

  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以95岁高龄谢世,给我们留下煌煌十四卷并不齐全的《三松堂全集》和浮沉一生。(施京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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